书声 | 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陈翰笙土地制度研究文集

《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陈翰笙土地制度研究文集》书影

陈翰笙 著，孟庆延 编，商务印书馆，2021年

田地问题既跟着社会关系而异，那么，我们研究中国的田地问题，先得要研究中国的社会，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呢？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社会，纯粹的封建已过去，纯粹的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正在转变时期的社会——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田地所有者和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三种合并起来，以农民为剥削的共通的目标。这是在中国特别的社会里发生的特别的田地问题……中国田地问题，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也是一个整个的政治经济问题……

——陈翰笙

上编  总论与方法

一、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农民

二、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

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

四、中国田地问题

五、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

六、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

下编 调查与研究

一、中国西南土地制度

二、亩的差异

三、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

四、山西的农田价格

五、崩溃中的关中的小农经济

六、破产中的汉中的贫农

七、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农村生产力

文/孟庆延

陈翰笙先生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留学欧美，先后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取得历史学的硕士与博士学位。后于1924年应蔡元培之邀回到国内，在北京大学任比较制度史专业教授。后来，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以及当时国内总体性社会危机，陈翰笙经李大钊介绍参加革命，于1926年加入第三国际，并于其后在莫斯科担任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研究员一职。后来，陈翰笙带着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关切回到国内，在1929年到1933年间担任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代所长，发起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组织了一系列覆盖中国不同农业区的大型社会调查。陈翰笙先生的学术生涯，始终聚焦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农村社会与农业经济问题并展开调查研究，形成了大量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的开创性研究作品。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陈翰笙是一位特殊的人物，因为在他的身上，兼具学者和革命家两种身份。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陈翰笙又先后担任外交部顾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务。作为一位跨越了三个世纪的百岁老人，陈翰笙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大量的研究著述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而宝贵的学术遗产。应该说，正是因为陈翰笙在20世纪20年代留学欧美，接受了系统的人文社会科学训练，后来又投身革命，同时还有着在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的工作经历，才使得陈翰笙的学术研究与社会调查有着更为鲜明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切。然而，正如王中忱所指出的，这样一种独特的经历和复杂的身份同时也使陈翰笙的学术研究往往被“简单化”理解，即“让人们以为陈的农村研究只是为了证实现成的‘主义’”。

陈翰笙（1897-2004）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曾经指出，历史研究要有“历史意见”而不要有“时代意见”。所谓“时代意见“，其实是历史研究者本身很容易陷入的境况，简单来说，就是每个研究者在面对历史以及历史人物的时候，总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以研究者当时所处的时代情境和思想氛围来理解历史。在钱穆看来，这样一种"时代意见"容易使研究者对历史造成某种误读，进而很容易产生抽象的意见。与之相对，所谓“历史意见"，是指研究者尽可能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时代处境，在这个基础上去理解其所思、所为与所想。在笔者看来，对陈翰笙的学术史梳理，同样更加需要我们站在“历史意见”而非“时代意见”的角度上来展开。

陈翰笙所处的时代，既是东西方文明开始全面遭遇和碰撞的历史时期，亦是西学东渐开始不久、近代中国人刚开始开眼看世界不久的历史时刻，更是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和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急速扩张的时刻，整个中国社会既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也面临着政治失序、社会解组和经济崩溃等一系列内在挑战。对陈翰笙一系列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的理解，应当放在这样的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下展开，才能真正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陈翰笙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与方法，为分析和解决当时的中国农村社会问题所做出的努力。

在周总理和宋庆龄指导下，新中国的对外英文刊物《中国建设》，于1952年1月创刊。图为参加筹办的人员爱泼斯坦夫妇（后右一、三）与编委会负责人陈翰笔（后左三）、李伯悌（前左三）等同事在北京皇城根社址院内留影。

“1928年，在莫斯科出版了马季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一书，将这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引向高潮。马季亚尔是匈牙利人，1926年到过中国。我到苏联时，他正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担任东方部部长。马季亚尔和瓦尔加可以说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代表人物。我与马季亚尔在同一个研究所工作，经常见面，他那时正在写那本《中国农村经济》，对于刚从中国来的我和顾淑型还是比较注意的。我们有过几次接触，但一谈到中国农村、中国革命，观点就迥然不同，还发生过几次激烈争论。马季亚尔认为，中国社会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既无奴隶社会，又无封建社会，而只是一种由亚细亚式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利社会’。而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人中国后，中国也就成了资本主义，因此中国的农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农村。我说，你讲的那只是农产品商品化问题，实际上，农产品商品化，早在中国宋代就开始了，如烟草、丝、麻等，但这只是商业资本，而不是工业资本，所以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马季亚尔不以为然地说，资本就是资本，还有什么工业资本、商业资本的区别呀？我不客气地对他说：‘还是请你读读《资本论》吧！’我认为，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但是，由于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在莫斯科的这场争论，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革命者，不了解自己的国家，就无法决定革命的方针路线，因而决心返回祖国后，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

以上文字节选自陈翰笙先生自己的回忆录，这段文字既揭示了陈翰笙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组织并开展对当时中国乡村社会的大规模调查的实质背景，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一生学术研究与著述的总体问题意识。陈翰笙先生的学术研究生涯，著述颇丰，既有围绕调查研究的方法论文章，也有大量围绕不同主题、基于具体实证研究材料而形成的调查报告，同时也还包括对当时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总体判断。这些看上去风格不同的文章与著述，实质上蕴含着内在统一的问题意识，即如何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换言之，陈翰笙的学术关怀，其核心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乡村社会究竟是何种社会性质的，他通过自己的一系列研究，将这一问题的答案归结为帝国主义和农村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并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实际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一问题意识及其具体回答理解为意识形态的表述，具体原因在于：一方面，在20世纪三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都在迫切地寻找着救亡图存的道路，也在不断汲取着各种各样的外来学说认识中国社会的症结。由此，才有了当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论战，而陈翰笙恰恰是在通过学术研究的方式，来回应最为重要的现实关切。另一方面，陈翰笙对这一问题意识的回应方式，是通过对中国乡村展开大规模社会调查的方式来实现的，他的调查研究范围，涵盖了东北、长三角、珠三角、关中、西南等地区，基本上覆盖了中国各种类型的经济区域。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学术调查，在当时的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实属不易。

20世纪50年代末陈翰笙与吴觉农在农村调研

不仅如此，陈翰笙的社会调查，还有着不同的主题。其中，他于1934年完成的《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一文，结合山东、河南等地的调查资料与数据，对国际资本影响下的中国种植烟草的农民的生活状况与生产情况进行了翔实的分析。他指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体现在军事上，同时还体现在工业资本将原本中国社会中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生产冲击得支离破碎，以一种残酷的方式将中国社会卷入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体系末端；当时的外国金融资本与中国本土的商人和高利贷这样的剥削方式相结合，从而造成了中国农民所受的帝国主义与封建的双重剥削。在这个意义上，陈翰笙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

《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中山文化教育馆发行，民国二十三年（1934）

此外，陈翰笙还围绕土地问题这一理解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展开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这些研究，具体体现在《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农村生产力》《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亩的差异——无锡22村稻田的173种大小不同的亩》《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崩溃中的关中的小农经济》《破产中的汉中的贫农》《中国西南土地制度》等文章与专著中。通过一系列具体的调查研究，陈翰笙围绕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这一基本情况，对具体的剥削机制、地主的不同形态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了近代中国所发生的农村劳动力流失与乡村社会凋敝的时代危机，同时亦揭示了不同类型的经济区域所具有的地权结构与剥削结构，进而得出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这一重要结论。

因此，陈翰笙的社会调查和研究，始终有着内在的论题统一性，即面对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出路的基本问题而做出回应。他最终得出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剥削”的答案，作为理解当时中国农村衰败与社会总体性危机的主要线索。█

本文节选自陈翰笙 著，孟庆延 编《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陈翰笙土地制度研究文集》，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iv—x页，注释略。

编辑 | 张　喆

审核 | 陈烨广